继去年“献血加信用分”引起热议后，今年疫情防控期间，信用管理话题再刷一波存在感。记者梳理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发现，多地出台规定，将隐瞒疫病史、接触史等列为失信行为，并将失信信息归集至全国信用信息平台。南京、厦门等地，还将拒不执行小区封闭式管理、公共场所故意不佩戴口罩等，认定为失信行为。（7月13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）

　　近年来，社会信用管理的触角，已经延伸至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在细化社会治理的同时，也引发人们对信用惩戒泛化的担忧。比如，有的将无偿献血纳入征信系统、无偿献血成为个人信用加分项、ETC欠费超期将上报征信；有的将闯红灯、公交霸座、没有“常回家看看”、欠缴物业费、电瓶车载人等认定为失信行为。事实上，有些不良行为已有专项法规管理，再上一把信用锁，虽然方便了管理者，却无异于是双重处罚。特别是，一些地方的信用惩戒、失信处罚，包括限制报考公职、子女入学、申请信贷等，其尺度更值得商榷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个人行为一旦纳入信用管理，就真的可能“寸步难行”。正因如此，将日常生活行为纳入社会信用管理，需要有关部门判断个人行为是否与社会信用有较大关系，是否有必要将这种行为与社会信用相关联。试图把信用管理变成无所不包的“大箩筐”、看成包治百病的“万能药方”是不妥的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不谬赏、不滥罚，罚只能罚当其罚。如果泛化地将日常行为与“征信”挂钩，不问青红皂白实施信用惩戒，就可能出现“洪洞县里无好人”的局面，也会削弱公众对信用管理的信任度，还会带来重复执法的法治困境。

　　针对“失信惩戒泛化”问题，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已经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，所施行的一些举措，现在看来有越界之嫌。为何一些意在褒奖诚信、约束失信的探索，却难以得到公众认同？据悉，国内存在两套信用系统：一套是央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，即通俗的“征信”；另一套是国家发改委主导的社会信用系统，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关联。现实中，许多人误把“社会信用”理解成“银行征信”。实践中，也有红头文件或工作人员把它们混淆了，将惩戒和激励措施装错了“筐”，以至于把纠正一切不诚信，甚至违法犯罪行为，都寄托在建立“社会信用体系”上，期待“毕其功于一役”。

　　不让信用管理成为无所不包的“大箩筐”，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，值得有关部门认真吸纳。一方面，必须加强宣传引导，让公众真正从概念上明晰“社会信用”与“银行征信”的区别。另一方面，亟待从国家层面为“社会信用”立法，包括以“负面清单”形式明确不该管什么，严格框定信用边界；阐明信用奖惩措施的实施原则，让信用治理不出格、不失当。同时，明确失信信息查询期限，引入失信主动修复权，鼓励失信人改过向善。（付彪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