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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
来源:泉州文明网 发布时间:2016-12-05 责任编辑:洪 淑芳

  “文艺创作方法有100条、1000条,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。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,艺术之树才能常青。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起了很多文艺工作者的共鸣。(12月2日《经济日报》)

  “童心里的诗篇”——中国?江苏第二届全国少儿诗会在张家港举行颁奖典礼。

  “别人都要生二胎,我爸妈不用了,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小儿子——手机……”

  在获一等奖的10首诗中,常州市龙虎塘小学六年级学生肥东的作品《手机》在颁奖现场朗诵完后,令在场的家长们陷入沉思。

 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,不是诗人却能写出如此好诗,其实打开中国文学史,不乏这类很有意思的现象。如汉高祖刘邦,是个出色的政治家,很少听说他动笔写什么文学作品,然其《大风歌》“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。却是气势雄豪,压过了同时代许多其他作品。传闻朱元璋在登基时写了一首打油诗,说“鸡叫一声撅一撅,鸡叫两声撅两撅,三声唤出扶桑日,扫尽晓星与残月”(大体如此),猛看前两句,与山野村夫的话无异,但后两句的确有帝王气度。上学时读《沁园春·雪》,觉得毛主席向一切旧制度开战,领导建立了新中国,旧体诗(和文章)居然写得这么好,超过了所有他那个时代以来的所有文人。后来走向社会,有功夫读到相关历史,才发现毛主席绝不仅仅诗是写得好,他把诗当作了武器,在气势上打败了他的敌人。在重庆谈判时,他把长征胜利那一年冬天写的《沁园春·雪》发表,引起了国民党阵营的慌乱,居然要组织人批判,要通过和诗来贬低原诗,然而这一切都没什么卵用,结果大家都知道。

  文学史上的这种现象颇耐人寻味。如果论写诗的技巧,一般来说,上述这些人比起写诗造诣深厚的文人们似乎要逊色,他们不一定能在诗的音韵、辞藻、章法等技巧上下功夫,往往心里怎样想就怎样说,不加修饰,朴实无华,然而他们的诗却胜过了很多文人的诗篇,如郭沫若在评论毛主席的诗词和书法时说:“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,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。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,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。”这是为什么呢?我想大抵有这么两个原因:

  一是他们的诗反映的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。常州市龙虎塘小学六年级学生肥东天天看到父母低头看手机,作为一代伟人,毛主席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、理论家,也是一名诗人,这种丰富的生活实践和切实的生活感受,正是他们能吟出好诗的源泉,不熟悉生活是写不出来的。正如现代诗人梁上泉所说:常倚那寨上老松,才有风涛的实感;久驾那浪里飞舟,才知波涛的翻腾。生活的脚步越是坚实,生活的感受越是深切,诗人才有可能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发现那些最动人的东西,从生活的河流中淘取闪光的金沙。离开我国社会生活实际,文学创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,从而失去生机和活力。“无论多么宏大的创作,多么高远的立意追求,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。”四川作协主席阿来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有深刻体会。出版了首部诗集和小说集后,阿来突然产生了一种“恐慌”,为让写作水平有所突破,他开始“行万里路”,用了近4年时间,徒步走完阿坝州藏区近4万平方公里的每个乡镇,用双脚丈量了每一寸土地。“再过两年,一定会再去一次。这样,我就可以很惊喜地发现,哪怕是藏区很偏僻的乡村,变化也早已不再局限于盖了新房子、有了新机器,更关键的是人的思维在变化,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变化。我们的笔端要记录这些变化,这才是真正的艺术为民。”阿来说。

  二是他们的诗有比较真实充沛的感情。他们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,而是有感而发之时,愤怒出诗人,忧伤出佳句,当然比起那些无病呻吟、矫揉造作、虚情假意的东西要显得更真实感人。这也启示我们,搞文学创作要牢记家国为民情怀,正如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一级电影编剧王兴东所言,有了感情才能创作。要想写出800米井下的矿工,就必须要爬到800米井下去,少1米也不行。深入生活就要像腌制萝卜咸菜一样,把自己扔进社会的“腌菜缸”,吸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,最终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感、有爱恨、有梦想的人物形象。(童其君)

   

 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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