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定每月的第一个周六作为志愿服务日，组织42个市级以上文明单位志愿者上街，通过劝导、教育、分发文明手册等，规范市民行为。同时，设置“人居红黑榜”，对乱堆乱放、杂乱无章现象进行曝光，并督促整改……泉港区通过正面立标、负面曝光相结合的方式双管齐下巧治陋习，树立新风。

　　日常生活中，在银行、快递、网购等服务行业设立“好差评”制度，大众早已司空见惯，但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设置类似的“人居红黑榜”，这一创举却让人眼前一亮。成绩无疑是最好的回答，在设置“人居红黑榜”后，仅泉港区峰尾镇就入户劝导群众自行整改房前屋后卫生113次，收到各类来信来访13次全部有效反馈落实，整改率达100%。可见，当宣传与规劝成为城市文明建设的常见做法时，敢于亮短揭丑的“人居红黑榜”亦能起到独特的逆向激励作用，并轻松化解城市文明的“肠梗阻”现象。

　　由此，笔者不由想到另一则新闻。不久前，湖北咸宁一家银行因没有履行“门前四包”责任，还以不文明的方式阻挠监督，被挂上“不文明单位”牌匾。事件在引发关注的同时，逆向激励负面典型的做法也让“挂牌”的效果立竿见影，该银行大堂经理在挂牌后说：“我们很伤心！脸上无光！”这块“不文明单位”的牌匾正如一记警钟，对城市文明建设起到了独特的驱动效应。显而易见，在城市的文明创建过程中不仅要敢于自我揭短，更要善于揭出不文明者的痛感和耻感，如此方能催生理性反思与自我扬鞭的文明新气象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耻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情感表征，也是推动文明自觉的催化剂。细说起来，耻感文化在我国古已有之，儒家和法家就都非常强调“知耻”的重要性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有云：“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”《管子·牧民》中也有“国之四维，礼义廉耻”的记述。揆诸当下，社会上的不文明行为之所以久治不愈，与部分人耻感的日益淡化难脱干系，而要重塑国民的耻感文化，外部的约束力就须臾不能缺位。

　　在泉州市的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中，就不乏监督机制创新的亮点。日前，来自泉州市各行各业的35位成员就组成了市民文明巡访团，承担起城市文明监督员的使命，不间断巡访城市的各类不文明现象，助力泉州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序推进。自组建至今，该巡访团组织了近百次的小组巡访任务，一发现城区脏乱的卫生死角和公共设施损坏等现象，立刻拍下照片、记录位置，上传到巡访团微信群，及时汇总上报给泉州市创城办处理解决。毋庸讳言，人的现代化就是从“消极公民”向成熟的“积极公民”递进的过程，而创建文明城市就是要让市民在参与中受益，在共管共治中共享城市文明的成果，从而让更多人加强对城市文明深层次的文化与价值认同。

　　社会学家查尔斯·霍顿·库利在其著作《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》一书中提出“镜中我”的概念。他告诉我们，人要认识和修为自我需要把来自社会的评价当成镜子，否则会让自己越发孤立，继而失去正确的自我认知方向。创建文明城市正如立起一面反躬自省的文明之镜，它可以真实地照射出城市的美与丑，亦能给城市文明建设对标找差、靶向发力指明精准的方向。当一味的道德教化难以撼动部分人的文明惰性时，逆向激励便能激发城市文明的内生动力，并在互促互进中不断提升市民文明观念的水平。（周培尧）